汪品先
  科學的發展,正在使人類自古以來的幻想變成現實。今天的導彈和激光武器,不就是《封神榜》里天上鬥法的法寶;地鐵里的乘客,不就是行使遁地術的土行孫?而科學家的預測,往往成為後輩努力的指針。比如1959年,地質古生物學泰斗尹贊勛(1902—1984)在《科學家談21世紀》里,向少年兒童提出的“下海,入地,上天”,就變成了60多年後我們國家科技發展的重大目標。只是次序換了,變成“上天,入地,下海”。換得也很確切,我國確實是發展航天在先,進入深海大洋在後。一部科學史,其實也就是人類視野和活動空間不斷拓寬的歷程。如今我們“神舟”上天,“蛟龍”入海,就是緊跟著國際步伐,走向科學探索的前沿。
  尹老在這篇千餘字的短文里,講的是21世紀的地質學,暢想新世紀裡人類將深入海底開采礦床,進入太空研究外星地質。今天看來,這豈不就是當前世界科學的真實寫照嗎?也許當時尹老料想不到的是,今天海底資源作用如此之大,並由此引起國際糾紛。人類開發海洋,歷來都是指海面上的“漁鹽之利,舟楫之便”,如今海洋開發的重心卻在下移:海底石油和天然氣的產值,已經超過世界海洋經濟總產值的一半;它和海底的“可燃冰”加在一起,有可能會成為地球上未來礦物能源的主體。
  但是,科學發展的前景屬於“戰略研究”範疇,為什麼去對少年兒童談呢?這就是科學大師的高瞻遠矚。培養科學家,前提在於點燃對科學的熱愛,而且是越早越好。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:科學家的起點往往是被一則故事、一篇文章,喚起了童年時代的科學熱情,從而影響終身。前輩們正是本著這種精神,即使是身處逆境,也不會停止在社會上、在青少年中弘揚科學精神。
  這也正是《科學畫報》的來源。緊接“九一八”“一·二八”之後的1933年,中國第一份圖文並茂的科普刊物,在敵寇的炮火與鐵蹄聲中誕生。80年來,她凝聚了多少代學者的心血,體現了多少位大師的關懷。在1953年《科學畫報》創刊20周年時,竺可楨(1890—1974)演講說“中國實驗科學不發達的原因”,在於缺乏科學精神;在1983年《科學畫報》創刊50周年時,周培源(1902—1993)比喻她是“通往世界的橋梁”,茅以升(1896—1989)稱贊她是科學普及的“開路先鋒”。
  到今天《科學畫報》喜慶80大壽,中國出現了漢唐以降又一番盛世景象,科技界也已經完全變樣,光是彩圖炫目的科普刊物就不知道有多少種,《科學畫報》還能當“先鋒”、做“橋梁”嗎?除了光榮歷史之外,《科學畫報》還能發揮什麼與眾不同的優勢?
  當然是有的。其實當前中國科學界所缺的,並不是科研經費,更不是科學刊物,最缺的還是60年前竺老說的“科學精神”。今天中國的科學界,多麼需要一片凈土園地,需要一份高舉“科學精神”大旗,洗凈鉛華、遠離名利的刊物。
  “科學精神”來自科學的文化層面。“科學有用”,才能贏得重視;“科學有趣”,才會有為科學獻身的志士仁人。布魯諾捍衛“日心說”在烈火中獻身,根本談不上物質上的追求;達爾文發現“進化論”,經過20年方纔在友人催逼下發表。所有這些,與今天“立項——發表——報獎”的科研三部曲相去何止千里。正是科學的文化層面,蘊藏著創新的原動力。500年前的達·芬奇,設計過最早的潛水服;如今美國電影導演卡梅隆自費打造潛器,隻身深潛萬米。可見“上天,入地,下海”是科學家和藝術家共同的追求,體現著科學與藝術相通的“科學精神”。
  如果在當前數不盡的科普刊物中,能夠有一家脫穎而出:在介紹科學進展時,她不是轉抄傳聞、人云亦云,而是科學家本人和社會之間的“直通車”,是“通往世界的橋梁”;在介紹科學家時,她不是宣揚“朝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式的發跡史,而是刻畫科學發現的過程,解釋為什麼其中會有艱難和樂趣相伴共生——那就是對建設“創新型社會”的莫大貢獻。
  假如這份刊物,也能從當代科學家那裡獲得幾十年前學界前輩那樣的關心,這種目標是可以達到的。話說到這裡,我們衷心希望《科學畫報》能挺身而出,鄭重宣佈:“這份雜誌就是我!”就讓這份期望,作為我們獻上的壽禮。  (原標題:上天,入地,下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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